口述所史：沈其韩院士和变质岩与前寒武纪研究室的发展

（2023年11月24日，根据录音整理）

　　历史，承载着共同的奋斗历程。文化，反映了独有的精神风貌。为落实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关于加强新时代地质文化建设的部署，加强地质所文化建设，进一步提升凝聚力、向心力，地质所党委积极推动文化建设调研成果落实，组织开展“口述所史“工作。党委办公室联合变质岩与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室党支部，组成采编小组，收集整理了大量历史资料，听取了研究室职工、老同志的意见，以“沈其韩院士和变质岩与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室的发展”为主题，邀请耿元生研究员讲述了沈其韩院士、变质岩与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室60余年来的风雨历程。

口述人：耿元生，男，1950年生，1981年于长春地质学院获理学硕士学位。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地质和岩石学的研究。1997年到2004年任地质所变质岩与前寒武纪研究室主任，2000年到2011年任地质所副所长。

创业维艰

　　我们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简称“地质所”）的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最开始分了5个研究室，其中还不包括变质岩和前寒武领域的研究室。当时计划成立这么个研究室，委托程裕淇先生来筹建，但人员各方面还没成熟。

　　到1957年上半年的时候，程裕淇先生把这个室建起来了。程先生那时在地矿部任技术司总工程师，又兼着研究室主任，工作比较忙，想调一个能够把这个室张罗起来的人。他想起了在中央地质调查所时带过的沈其韩先生。那时候沈先生在华北地勘局214队工作，正在山西中条山开展铜矿地质调查。

沈其韩，1954年摄于黄石

　　57年，前寒武纪及变质岩研究室成立了。一开始人不多，除了程先生、沈先生，还有刘长安、刘国惠、梁玉佐、蒋济云等。57年下半年，王泽九分配到了这个室。这就是刚成立时的人员组成。

研究室最早主要是做铁矿，包括辽宁鞍山附近以及通远堡附近的铁矿。到了1958年，为了给1959年的建国十周年献礼，所里计划组织编一套1：300万地质图，指导全国的地质矿产工作部署。任务分到各室，前寒武纪及变质岩研究室承担的是1:300万前寒武纪地质图。程先生有时候不在，很多事是沈先生在组织。他们先编成的是1:50万前寒武纪地质图，后来按照要求缩成1:300万。59年把1:300万前寒武纪地质图编完了，61年正式出版。1982年，地质所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中国地质类及亚洲地质图（1：500万）”成果里，就包括了1:300万前寒武纪地质图。

　　图编出来以后，程裕淇和王曰伦两位先生牵头编制了图件说明书。完成后，他们认为应该对中国的前寒武纪做一个系统总结，就以1:300万前寒武纪地质图及说明书为基础，扩充成了《中国前寒武纪地质》这本书。

　　以前我们做的工作都是零散的、点上的。1:300万前寒武纪地质图和《中国前寒武纪地质》的编制，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前寒武纪的出露情况和一些特征，这是对中国前寒武纪地层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业务工作发展的同时，研究室的建制也随着机构改革发生较大的变化。首先是57年下半年，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分成了地质所和矿物原料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矿产所）。59年地科院成立了，负责管理这两个所。60年底到61年初，地质所和矿物原料研究所整合成了8个研究室，统一归地科院管理。其中，王恒生先生担任主任的超基性岩和铬铁矿研究室，与前寒武纪和变质岩研究室合在一起，成立了岩石室，编号是四室。程裕淇先生当时任地科院副院长，兼任岩石室主任，王恒升先生任副主任。这个编制一直到64年。

1960年冬，中国地质科学院第四室（原前寒武纪地质及变质岩研究室）成员与院领导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冯宁生、冯志爽（副院长）、程裕淇院士（副院长）、习东光（副院长）、王曰伦院士、谭树田（第四室行政副主任）、沈其韩院士；第二排左起依次为：王泽九、白云彬、任富根、崔永德、刘长安、陈荣辉、陆宗斌、王喆（室秘书）

　　这期间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编制了《变质岩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工作方法》。这本书被誉为变质岩区地质工作必不可少的工作手册。起因是1957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区域地质测量工作会。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完成，当时地质行业的主要任务是找矿、恢复矿山建设，地质人员都主要围绕矿山开展工作。后来发现只做矿不行，必须把地质背景研究清楚。因此，这次会议后决定要在全国开展1:20万的区域地质调查，各省组建了区调队，以大兴安岭、南岭、秦岭、阿勒泰等几个中苏合作的地区作为样板开展区调。

　　区调工作开始以后，很多工作涉及了变质岩，但当时国内做变质岩的人很少，相关的教学也不够。各区调队的同志就不断给程先生来信问问题。程先生把这些问题汇总起来，找沈先生几个人商量，决定要写一本书，系统地回答区调队遇到的各类问题。程先生负责总体框架，沈其韩先生和刘国惠先生是主要执笔人，王泽九也参与了编写工作。

　　这本书一共出了三版，1963年是第一版，1964年出第二版，1965年出第三版。每一版都不是简单重印，都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这本书第一个贡献是，对于30年代出生的地质人员起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作用。我接触到的一些山东、河北的老同志都说过，是看着这本书学会变质岩工作方法的。第二个贡献是，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分类命名方案，规范了一些变质岩的命名原则，使大家能够用一个共同的语言来研究讨论。以前很多名称是从国外文献翻译过来的，同一个东西叫法不一样，沟通起来比较困难。这是我觉得这本书两个非常大的作用。

　　上面提到这两项工作，中国前寒武系的首次总结，《变质岩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工作方法》的编制，都是中国变质岩与前寒武纪研究奠基性的工作。

　　60年代还有一个事，程先生、沈先生他们跟山东合作，在雁翎关开展了研究。到70年代初，沈先生根据当时的地球化学分析，首先提出了雁翎关地区存在着科马提岩，这在当时鲜有人知。后来在雁翎关附近发现具有鬣刺结构的科马提岩，证实了沈先生的观点。

　　1964年到1968年期间，机构又分分合合。先是1964年，两个所（地质所和矿产所）从地科院分离出来，地质所保留了4个研究室的建制。到1971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委会又把两个所合在一起，把各研究室整编成了7个研究队。变质岩室的大部分人到了第二研究队，白文吉、肖序常、毕孔彰先后担任研究室领导；沈先生等一部分人到了第一研究队，主要是搞铁矿研究，陈毓川担任队长，沈先生担任副队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沈先生说，有人“抓革命”，那“促生产”还得有人做，所以他还是专心做自己的工作。当时青藏铁路从青海到格尔木这一段还没建，沈先生受命开展了青藏铁路沿线的矿产地质调查；后来又到秦岭做了铁矿、铜矿调查；受浙江省要求，对当地的铁矿进行了一次完整地调查。我认为这是沈先生在特殊时期做的几项重要工作。

　　到了1978年，两个所又分开了。地质部还没恢复，单位的正式名称叫国家地质总局地质研究所。沈先生进入了地质所领导层，担任行政领导小组成员。研究队恢复成了研究室，我们变质岩和前寒武纪这块，还是和几大岩合在一起，编号是第五研究室，研究室主任是李兆鼐。这个时间维持了十年。1988年才把这个大研究室一分为三，恢复了变质地质研究室。这个建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从静态到动态——推动变质岩研究发展

　　到了80年代，室里头实际分成两个组：一个是沈先生带领的，做华北的早前寒武纪，包括了伍家善、高吉凤、徐惠芬等人；另一个组主要做造山带变质岩，包括刘国惠、张寿广、郭沪其、丛曰祥、赵子然等。

　　刚才谈到过，过去的前寒武纪和变质岩研究主要是围绕地层开展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方学者提出了岩浆成因的TTG概念，到80年代末90年代又提出PTt轨迹（区域变质作用过程中压力（P）和温度（T）随时间（t）而变化的态势和轨迹）的概念，开始从动态的观点去研究变质岩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在国内，沈先生是推动变质岩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1983年8月，由地科院主办，召开了一次国际前寒武纪地质研讨会。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举行的比较大型的国际会议。我们准备得非常认真，包括野外考察的图件和材料。但是会后到了冀东和泰山的野外一看，所有参会的中国地质人员跟国外地质人员没法交流。因为我们提供的材料、科研人员的介绍，用的还都是地层术语，国外人家说的都是TTG，没有共同语言。

1983年在北京参加完前寒武纪与地壳演化国际学术会议后赴冀东进行野外考察，在河北遵化东陵与外国同行及张贻侠教授合影（左2为沈其韩）

　　沈先生看到这种情况，就说，我们再封闭下去，会越来越困难；要像之前中法队合作搞西藏一样，打开国际合作交流的窗口。于是借着访问法国的机会，沈先生找到了当时在法国雷恩大学任教的江博明先生，一起促成了这个事，从85年开始了合作。合作重点还是泰山和冀东。变质岩室和同位素年代实验室的伍家善、刘敦一、张宗清等都参加了。为了培养年轻人，包括我、万渝生在内一些刚毕业工作的青年人都参加到合作里来。

　　中法合作的影响是很深远的。首先是，普及和推广了TTG的研究方法。在野外考察过程中，我们的科研人员听了法方学者的实地阐述，更好地理解了TTG的含义，学术语言终于跟上了国际水平。其次是引进了先进的测年方法。那时候我们所测年只有钾-氩和铷-锶两种方法。中法合作以后，先后派了叶笑江、张宗清先生等去法国学技术，引进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钐-钕测年方法，建立了超净实验室，开展同位素研究。第三是中法合作期间，江博明先生在冀东地区获得了一个34.8亿年的年龄，这个是影响比较大的。

1987年中法合作研究泰山早前寒武纪地质成员于泰山中天门

（右2为沈其韩院士）

　　1983年11月，沈先生作为中国地质学会岩石专业委员会的主任，联合山东地矿局在烟台开了一次变质岩原岩恢复讨论会。受到8月那次会议的影响，大家开始思考，这些变质岩的原岩是什么？会议结束后，沈先生就找了王仁民、贺高品老师，后来我也参加了一点工作，编出了《变质岩原岩恢复》这本书，介绍了国外的理论，对变质岩原岩恢复给出了一些方法。这本书的编写对推动全国变质岩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国内陆续有人尝试做变质岩PTt轨迹的研究，但是有的概念是混乱的、方法也是不妥当的。沈先生和地质学会前寒武纪分会主席孙大中先生看了一些文献，觉得有必要开一次会，把England等的基本思想、主要方法做一个系统的介绍。于是，1990年他们在天津组织召开了PTt轨迹及其在变质地质学中的应用研讨会，请卢良兆先生等介绍了国外的研究进展。会后在天津所的《国内外前寒武纪地质》上刊登了会议主要的几个报告，成了一个专刊。这次会议有力推动和普及了我国对PTt轨迹的研究。

　　从1983年到1990年，是中国变质岩研究从封闭到开放、从开放到跟跑的时期。沈先生敏锐识别到了学科发展方向，做了很多工作，不仅大幅提升了地质所变质岩室的研究水平，同时有力推动了国内变质岩研究从静态到动态的进程。后来国内相关的研究不断地发展进步。

1986年12月所庆卅周年研究室同志合影

　　这期间，沈先生作为地质所的课题负责人，参与了董申保先生组织的1:400万变质地质图编制。在这个项目实施过程中，沈先生推动了同位素年龄的应用。变质岩很多都是没有化石的，要根据同位素年龄确定时代，如何正确运用同位素年龄是一个重要问题。从项目培训开始，沈先生就针对如何正确选择使用这些年龄数据进行了认真授课，最后在项目总结书里也撰写了如何正确使用同位素年龄数据的章节。同时，沈先生作为地质所的课题负责人，组织室内的刘国惠、张寿广、高吉凤、郭沪其等参加到编图工作中，通过项目培养了人才。

　　90年代，沈先生在麻粒岩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首先是组织编写了《中国早前寒武纪麻粒岩》。国内麻粒岩成因复杂，这本专著第一次全面总结了中国不同地点、不同成因类型麻粒岩的特征。第二是对山东沂水麻粒岩做了系统总结。这个研究的亮点在于，沈先生通过大量查阅文献，有了从流体包裹体的新角度来研究麻粒岩这一新思路，并找了沈崑来做这项工作。同时，他用当时比较先进的方法，把沂水杂岩的形成顺序基本理清了，对于岩石成因提出了一些新想法。

1993年研究室主要人员合影

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伍家善、高吉凤、杨崇辉、刘国惠、张寿广、厉子龙

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吉成林、赵子然、韩志勇、庄育勋、万渝生、耿元生

　　2011年以后，沈先生不再承担具体项目，但是仍然关心着研究室和学科的发展。他坚持阅读文献，不断思索、发现新问题。他说：现在年纪大了，干不了实际工作，从阅读文献中能发现点问题，就写出来，为的是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重视。从我当室主任时起，沈先生就经常跟我谈，研究室发展一个重点是人，一个重点是方向。他说，科学技术是在不断发展的，问题是不断新提出来的，你们要不断阅读新的资料、新的文献，时刻把握学科的前进方向。

1997年5月2日，沈其韩院士在山东沂水胡家庄进行野外地质考察

精神永昭后人

　　从1957年起，沈其韩先生在地质所、在变质岩室度过了60余年学术生涯。业务上，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论著，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精神方面，先生一心报国、热爱事业、严谨求实、淡泊名利、提携后辈的学风作风，一直激励我们前进。

2011年4月11日，沈其韩院士从事地质事业70年暨90华诞与前寒武纪变质地质研究室同仁及学生合影

　　首先是一心报国的情怀。

　　我接触到的老一辈地质工作者，最突出的精神就是报国情怀。沈先生1946年从重庆大学毕业，先在程先生的带领下练习填图，又从技术员做起去鞍钢、湖北、山西找矿，再到来所后兼顾基础研究与矿产调查。这些工作的跨越都很大，但沈先生都二话不说地去做了，他始终是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做研究，为名为利而做，做不好；为了国家的需要来做，才能做好”，沈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现在的时代背景与过去相比有了变化，但是年轻人仍然需要向老一辈人学习，把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放得位置更高一些，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是对于地质事业的执着追求。

　　沈先生平时为人谦和，但是为了事业发展，他敢于发言、敢于担当。1978年刚恢复地质研究所建制时，地质所的仪器设备非常落后。所里成立了由沈先生为组长的地质所实验室筹建领导小组。沈先生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很快向部科技司提交了地质所实验室建设的报告，阐述了地质所实验仪器与承担任务、人才队伍不匹配的现状，提出了地质所急需的设备清单。在沈先生的努力下，逐步改变了地质所实验室建设落后的局面。

　　沈先生一生践行着活到老、学到老、奋斗到老的精神，晚年仍然思路清晰，笔耕不辍。从2002年到2017年，他一共发表了30篇文章，总数超过了60万字。那时候到沈先生办公室，经常看到他在埋头读文献，在笔记本上做记录。就是凭借这样的勤奋刻苦精神，才能以耄耋之年，保持年均2篇论文的产量，并且涉及领域广、文献阅读多、文章推敲细，逻辑推理严，可谓是与生命、与时间赛跑，是用生命铸就文章。

　　第三是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沈先生始终把严谨客观、实事求是作为科研工作和为人处事的准则。1992年，我、吉成林和沈先生前往怀安县东洋河大虎沟开展野外考察，按照沈先生的判断，这一带可能存在基性麻粒岩。中途由于道路狭窄，不得不下车，徒步走了十几公里，才找到具有“白眼圈”结构的高压基性麻粒岩。70岁的沈先生因为体力不足，没有跟我们走完全程。回来之后写了论文请沈先生审阅修改，我提出沈先生也应是作者。但是沈先生说：“我并没有走到样品的出露点，所以不要署我的名字了”。他坚持没有署名。

　　2011年编制1:500万中国变质地质图和《中国区域变质岩及变质作用演化》专著时，沈先生已经90岁高龄了，但不论对图面还是专著，他都看得十分仔细，有时为了一个点的性质，就要求一定找原文献查阅。

　　沈先生的严谨还体现在他对评审的态度。评审一般分为大同行评议和小同行评议，大同行是一个领域范围的专家，小同行是一个专业范围的专家。沈先生认为只有小同行才对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研究成果的水平最具有发言权。所以他只参加小同行的评审或评议，其他的大都予以婉言拒绝。

沈其韩院士的野外记录本

　　第四是淡泊名利的境界。

　　沈先生常和我们说，人，特别是科技工作者要有荣誉感，只要你做到了就会获得应有的荣誉，不要伸手去要荣誉、要称号。同时，在荣誉面前要摆正个人和团队（集体）的关系。现在地质科学的发展很多成果的取得都是集体奋斗、集体智慧的结果，一定要分清个人在这个团队中的作用，不要把集体的成果归于个人。他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也是这样做的。

　　2011年，为了给沈先生庆祝90华诞（虚岁），室里在《岩石学报》组织了一集专刊，其中的序言是我代为起草的。拿给沈先生看后，他做了很多改动，原文写的“作出了重要贡献”，沈先生都改为了“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全力予以支持”“提出了重要基础资料”等。

沈先生修改手稿

　　2012年，《1：500万中国变质地质图》和相关的《中国区域变质岩及变质作用演化》专著完成了。这个项目，从基本学术思想到技术路线，很多都是沈先生的想法。最后署名的时候，项目组一致认为图和专著的第一作者都应署沈其韩。但是，沈先生说编图他出了较多的力，但是专著主要是耿元生在组织和协调，并撰写了相关的章节、进行了全书的统编。在沈先生的坚持下，我成为了专著第一作者。

　　第五是对后辈的关心和提携。

　　沈先生为人师表，平易近人，既无权威的架子也无门户之见。1983年，我第一次跟随课题组与沈先生去内蒙古跑野外，沈先生耐心讲解每一个观察点，没有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我们。

　　他一直非常重视青年人的培养。担任地质所领导期间，他积极推动国际合作，鼓励年轻人出国。当时公费派了很多人出国，也面临了人才不回来的压力。沈先生说，我相信年轻人大部分是会回来的，只要大部分回来，地质所今后就有希望。

　　在沈先生支持和帮助下，我1987年获得了到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进修学习的机会。期间因为不适应独自在异国他乡出野外，我给沈先生写了封信，流露出不想干地质的想法。沈先生在回信里说，一个人前进的道路上总会遇到艰辛和挫折，要有勇气面对和克服，只有克服了困难和挫折才能取得成功。他的耐心教导，让我坚定了把地质工作一直搞下去的决心。

　　在组织1:500万中国变质地质图编制与研究过程中，沈先生说：“将来的成果是你们的而不是我的，希望你们年轻人在做这个项目的基础上，最终取得更好的成果，将来在变质地质学的领域有更好的发展。”沈先生就是这样，把年轻人送上马，并倾注心血地送一程。

　　现在，沈其韩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一周年了。但是先生留下的事迹和科研精神，仍然激励着新一代的年轻人；先生开创的事业，也一定后继有人、发扬光大。

2021年4月13日沈先生百岁华诞之际，研究室人员前往家中探望

策划选题：党委办公室、变质岩与前寒武纪研究室党支部

采编小组：郭戈、张增怡、蔡子纯、刘建辉、张文、宋会侠、朱建江、王丹、刘超辉